诗人杀死诗人

不是我母亲打电话来,我都淡忘了这个人。

“猪唇,你知道呗,就是那个喝了酒就哭的猪唇。”母亲在电话里说。

“知道,有什么事吧。”

“事是没什么事,昨天晚上,他的吊虫被人挑断脚筋了。”

吊虫,是猪唇的儿子。

而我,曾经是猪唇很亲近的人。

1

猪唇是杨绍全的绰号。杨绍全生于1965年,长我6岁。他嘴唇厚,笑起来两张唇往上翻,唇肉厚厚的,像猪唇。

杨绍全小时候还有一个绰号,叫牛X。等上学了,谁叫他牛X,他就摸石头砸谁。他父亲“羊头”是个种田的读书人,在猪唇十来岁的时候便早早走了。

“杨绍全,你生错了地方,不应该生在枫林。”我父亲说。猪唇做石匠那几年,他还没结婚,常来和我父亲喝高粱酒,一碟花生米、一碟剁椒和一碟卤水猪耳下酒,喝得有滋有味。喝不了两个回合,杨绍全翻起嘴唇,说:“老叔,你看问题,入木三分。”

我父亲是个农民知识分子,善酒,也善言,讲来山起水(吴方言,指讲话有源头,不乱说),缘起转合,听的人不时地点头。

杨绍全喝不了两杯,就坐在长条凳上嚎啕大哭。至于哭什么,我们也听不懂。他拍打自己大腿,唱嘤嘤啷啷的歌。唱得浑身瘫软,趴在八仙桌上,睡得鼾声四起,涎水四溢,满头大汗。

他醒来,我们问他:“你唱什么啊,唱起来像个道师。”

他惊诧又疑惑,说:“我唱歌了吗?我会唱歌?不可能,我只会写诗。”他翻起嘴唇,摸摸自己宽宽的额头,低低哼起不着调的锣鼓调,出了我家大门。

“只会写诗”的杨绍全是村里的笑话。

我不愿读书、贪玩时,我母亲常责问我:“猪唇是你榜样啊?读了高五,做个石匠还是半把茅柴刀。”

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,杨绍全高中读了两年,又补习了三年,最终哪怕是一个中专学校,也没考上。

而这一切,不是因为他不爱读书,而是他太爱读书了。

2

杨绍全小学毕业后,在小镇的二类完中(初中和高中合办,读五年)就读,这里大部分老师是下放农村又放弃返城的知识分子,名牌大学出身。

杨绍全作文写得好,他高一的语文老师张爱羽特别喜欢他,对他说把文章写好,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

杨绍全也“不负所望”,不久之后,在学校文化廊,便做了“高一(四)杨绍全同学作文展”。红纸边框,蓝纸边线,请镇里的书法家写的魏碑通栏大字,招人眼,还有几个女同学暗地里塞纸条给杨绍全。那时在学校,可以不知道校长,但不能不知道杨绍全。

学校有一个不大的阅览室,有四排书架,藏书不多,却有很多好书,也有很多刊物,如《诗刊》《人民文学》等。杨绍全买来白纸,一张大白纸裁十六张,装订起来,把刊物上的诗歌抄录下来。

学校在小巷里,小巷尽头,是一片田畴,田畴靠南的边界,是饶北河。下午放了学,杨绍全便穿过小巷,去河边背诵抄录的诗歌。

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。星期天他来我家,在我厢房里,挺拔地站着,把衣领拉直,清清嗓子,手夸张地举过头顶,朗诵北岛的《回答》:

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
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
看吧,在那镀金的天空中,
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。
......

朗诵完了,他说:“你怎么不鼓掌呢?”我啪啪啪鼓掌。

他双手一摊:“这首诗会成为千古名诗,北岛把一个时代全写进去了。”

我景仰地看着他,傻子一样。厢房光线暗淡,蒙蒙的光,灰白色,塌在他清瘦的脸上。

他有很多抄录本,厚厚的,一粒一粒的字,用绢蓝色墨水写成,生长在白纸上,如稻田里幼青的禾苗。在这些抄录本里,我知道了普希金、松尾芭蕉、拜伦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。

每学年的学校文艺晚会,杨绍全的诗歌朗诵是保留节目。他穿一套军绿色的衣服和一双泛白的解放鞋,白衬衣的衣领翻出来,意气风发。他朗诵北岛的诗,朗诵舒婷的诗,当然也朗诵自己的诗。

有一次,他来到我家里,拿出一张报纸给我父亲看,显得很神秘。

“在《赣东北报》发文章了?村里还是第一个,乡里也是第一个。” 我父亲戴一副老花眼镜,对着油灯看着报纸,露出了山茶花一样的笑容,来回看了几遍,又说,“写什么呢?又没标点符号,又不连贯,‘啊’字太多了,动不动就‘啊’。”

杨绍全捂住嘴巴的手抽开,拍拍我父亲肩膀,说:“叔,这是诗!诗,你知道吗?”

我父亲嘿嘿笑起来,说:“诗,怎么不知道呢?我4岁会读《望庐山瀑布》了,李白的诗,一读就懂,你的诗,读不懂。”

17岁的杨绍全眼里带着光说:“这是新诗,叔,是新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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